當理學與神學相遇

2018年年初上映了一部清华大学的校庆影片《无问西东》，自公映以来，连续数周夺获票房冠军。令人眼前一亮的是，影片中出现了国产電影中难得一见的基督教元素，比如基督教的著名赞美诗奇异恩典成了电影插曲，反复出现的外国宣教士形象等等。其中令观众饶有兴味的，是梅贻琦校长的那段颇具基督教色彩的电影台词：“什么是真实？你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如果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，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，那就是真实。”

有基督徒观众听到这句电影台词后很兴奋，觉得这段话有“福音性”，梅校长不愧为基督徒，其实细究起来，这句话与圣经真理相距很远，倒是离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尤其传统文化中的宋明理学关系密切。电影中梅校长的这段高论，一是把真实内在化、个别化，其二是以“心”作为判断真实或正当与否的标准（心即理），而这两点恰恰是宋明理学尤其是其中阳明学派别的特点。

中国人特别喜欢“讲理”，做人要“讲道理”，人际间出现了纷争，也要找大家“评评理”，这种动辄“讲理”的风尚其文化渊源或可追溯至宋明理学。“理”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，所谓“理”，即所有秩序或正当性的标准，有了理，整个社会生活才能理性化。只是这个理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“理性”还不一样，前者主要是指常识理性，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，是一种自明的、不需要加以解释的自然情感，这符合人的常识常情，既然符合常识常情，那就是合理的，那怎样来感受这种自然情感呢？阳明学派是依靠“心”，于是“心”成为合理性或正当性的终极标准，也成为道德的本源或根据。

表面上，电影中，作为基督徒的梅校长的这段话带有一些基督教的语言特色，比如心灵、平和与喜悦之类，但在其基本假设方面体现的仍然是儒家的价值观。甚至有学者认为，中国基督教史是的一些著名人物，比如王明道、宋尚节等人都是披着牧师外袍的孔门弟子，言辞或属偏激，但也说明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，包括在他们那个时代出版的和合本圣经，在翻译中也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儒家文化强大的同化力量。比如圣经中有多处，“真理”一词根据上下文翻译为“真实”似更为准确，但是“真实”却多被译为“真理”，大抵因为“理”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关切所在，于是以抽象的“理”取代了具体的“实”也成了那一代文人学者的文化无意识。

比如著名的圣经经文“耶稣说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”（约翰福音14：6a）

λέγω αὐτός  ὁ  Ἰησοῦς

Έγώ εἰμί  ἡ  ὁδός καί ἡ  ἀλήθεια ἡ ζωή

根据上下文，这节圣经应该被视为回答上文多马的问题，表明是强调“道路”，多于“真理”与“生命”，有解经家按照闪语的语法，认为后面的“真理”与“生命”起修饰作用，用于界定前面的“道路”，即“我是真理与生命的道路”。耶稣说这段话时，应该是用当时流行的亚兰文（属于闪族语系）说的，而按照希腊文的语法，道路、真理与生命三个词是平行而非界定与被界定的关系，其实从语法上看，真正被强调既不是道路，也不是后面的真理与生命，而应该是“我”，因为希腊文εἰμί（I am）已经包含一个“我”,再加上前面一个Έγώ（我），这种重复在希腊文中属于典型的强调用法，表明说话者强调的是“我”而非其它，主耶稣强调的是：“我”就是道理、真理和生命，而这个“我”就是有位格的主体生命。

但是，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：“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”，“道”在原文中就是“话”的意思，即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，那么，究竟是“耶稣就是真理”，还是“耶稣的话就是真理”，其实这两者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，如果说有问题，那主要涉及到对ἀλήθεια一词的翻译。

希腊文ἀλήθεια其意有“真实”、“真理”、“可靠”、“正直”等含义，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中译为“真实”应更为准确，即“我就是那真实的”，不仅是真实的、有血有肉的“人”，也意味着耶稣基督的主体生命（我）是绝对真实的，换言之，耶稣的“我”是绝对真实的“我”。不像我们有罪又有限的人，罪不仅使死亡成为人的宿命，也使人自我的整体性被破坏，于是人的自我不仅分裂而且破碎，表现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分离或分裂，或者应然的自我与实然的自我的分离分裂、或者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的分离分裂等等，人们往往活在虚幻、想象的自我世界之中，却失去了面对真实自我、活出真实自我的能力。人本的存在主义为什么会喊出“自我实现”的口号甚至将其作为人生的目的，恰恰说明人没有活在“真我”之中，以至于要将实现真我、活出真我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。

ἀλήθεια前有单数定冠词ἡ，从古至今，唯有耶稣基督活出了绝对真实的自我，他的“我”是绝对的“真我”，即他的“所是”与他的“所在”绝对同一，他就是他所是，本质与现象绝对同一，也意味着他的生命本质与生命样式绝对同一，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就是他生命本质的完美、充分的彰显。由于他的主体生命是绝对真实的，因而他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都是绝对真实的，本体是绝对真实的，因而由这本体所发出的一切，包括言语行为等等，就都是绝对真实的，他的话就等于绝对真理。因而，说“耶稣是真理”，与说“耶稣的话就是真理”，其实是一回事。

ἡ  ἀλήθεια主要表达的是主耶稣的“我”是绝对的“真我”，然而在华人的文化传统中，“真理”一词一则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，容易被理解为“真实的道理”，二则受到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，理解为“真实的理念”，而这两者都与约翰福音中所说的“真理”有很大差异。

在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渊源的现代西方文化中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，“真理”意指理念与实在一致，无论是客观真理还是主观真理，一个理念是否为真，或者具体地说一个概念、陈述、命题或者信念等如果为“真”，即为可以接受和信任的真理，而所有概念、陈述、命题或者信念等都需要藉助某种“书写系统”，即通过语言符号的编织来表达，所谓真理，即符号能连结于实体并真实地表像实体。但是所有这些都涉及到认识主体，即“人”或者自我真实性的问题，如果认识主体的真实性无法确定，那么由主体所发现的有关真理的真实性就成了问题。

所以，笛卡尔那句著名的“我思故我在”，还有后来康德的“先验意识”和费希特的“绝对自我”等概念，都是为了确立认识主体的真实性和确定性，从而为认识论和一切知识确立一个坚实的根基。换言之，确立人的自我或主体的真实性是比认识客观真理更为根本、更为急切的问题。历世历代的哲学家、思想家总是在这定问题上纠缠不清，莫衷一是，于是到了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、拉康等人那里，干脆彻底取消了主体的真实性和确定性，不仅认为真理是一个幻象，就连认识真理的主体也是一个幻象，甚至根本不存在。

自秦建立大一统王朝以来，“求真”似乎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所在，“审美”才是其文化的特质和主流，于是文学艺术格外发达，唐诗宋词元曲，在文学史上，几乎各朝各代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高峰，及其经典的文学表现形式。一位华人学者曾谈到“唯有在审美的领域，中国的文人或知识精英们才是自由的，人们只有审美的自由而无思想自由”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，自由的缺失最终窒息了人们追求真知识与追问终极真理的热情、兴趣甚至能力。

把审美作为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北大校长蔡元培，他的教育理念浓缩为一句话，就是“以美育代宗教”，他有所谓“美感之教育”：“美感者，和美丽与尊严而言之，介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，而为津梁。”蔡据说对德国古典哲学颇有研究，他所说的这句话颇有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影子，只是蔡可能不了解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背后的基督教神学背景，即他们哲学后面的“元原理”即神学，因而蔡对德国哲学基本上是一知半解。所谓实体世界，用神学的语言说就是指不可见的属灵的世界，现象世界就是可见的属世的世界，而联结实体世界和现象的世界的桥梁或中介是谁呢？圣经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蔡所说的“美感者”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只是他或許是不知道不认识，只能用语焉不详的所谓美感来代替。

黑格尔有一个关于美的著名定义：“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”，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基督教神学，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句话。这里的“理念”特指绝对理念，而绝对理念在黑格尔哲学中是上帝的代名词。绝对理念以感性的形式显现就是“道成肉身”，换言之，黑格尔认为，美就是道成肉身，或者说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美的本体、美的源头。蔡一心以美育代宗教，殊不知，离开了耶稣基督，就离开美的本体和源头，此时的美和美育就成了镜花水月。

和合本圣经在哥罗西书2章8节中，把“哲学”译成了“理学”，其实西方的哲学根本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学，哲学是建立在严格的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的，反观中国的宋明理学，则很难具备这种特点，它具有传统文化所惯有的概念模糊性和描述性，且包含更多人性审美的特点。

王阳明在其《传习录》中有：“理者，气之条理；气者，理之运用”的说法，这里的所谓条理，可以理解为情感、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。理学发展到陆王心学，多少具备了一些理性思辨的特征，其抽象的“天理”亦与柏拉图的“理念”，有某种相似之处，两者皆为抽象的道理或理念。然而，宋明理学的“理”与西方哲学中的“真理”的“理”，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。“满街都是圣人”是王阳明的一句名言，其意与孟子所说的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相似，如果每个人由心开始，由内往外推，从而实现天理，即所谓“致良知”，而这种由常识理性主导的外化过程，往往因人的经历、自然情感或个体差异而异，其后果就是否定外在的、普遍的“理”。比较极端的情形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由于把个别的理外推为普遍之理或所谓“天理”，这种“普遍的理”就会否定个性和个案，出现“以理杀人”的结局。更为可怕的是，为了证明自己的“理”，就一定要指出他人的“无理”，换言之，就是要指出别人的不义而建立自己的义，通过定别人的罪来显明自己无罪。而“满街都是圣人”意味着人人都能通过一套修练功夫甚至顿悟而“肉身成道”，于是人人都是上帝，每个人都有审判他人定罪他人的权柄。

  总之，新约圣经里的“真理”既不同于宋明理学的“理”，也不同于西方哲学里的“理”，但宋明理学透过传统文化对华人教会影响深远，其中包括对“理”的偏执，对圣经中“真理”内涵过于随意的置换，这或许是另一种形式更加隐蔽的基督教的“中国化”。